马桶与饭碗：季羡林、余秋雨的推与就

蔡宏伟

一种弱势文化在发生巨变之前，总会有若干小丑出来跳梁。“五四”已矣，当初苦斗的哲人们业已萎顿，大师不再大了。可是在他们的唾余里居然蠕动着所谓的“大师”。

季羡林作为山东的农家子弟，在德国专攻活人已不说的吐火罗之类的语言，按理种田好，读书好，学好便好，学成归国也未必非要象牙筷子夹菜，把自己设想成稀有之物。而今年岁大了，东一枪西一枪地写些浪费“幼稚”的“好”学习的青年的时间的所谓返朴归真的文章。求名得名，大师也就大师了，可非要公开声明辞去若干种大师的称号。矫情如此，恰与鲁地男性外刚内怯的传统一致。

来自浙江农村的余秋雨形象不太好，沪郊小瘪三韩寒说余秋雨洗脸用的是油条，刻薄是刻薄了些，但与马兰搽满脂粉的半老徐娘的脸贴在一起时，我真担心会有油滴下来。他的起家史我不清楚，但凭几本贩卖知识的戏剧理论著作和硬伤累累的散文集子，就想推“作家”称号而就“学者”、“大师”的更“风雅”的称号，实在有些寒酸。

其实，拿笔写点东西，对季、余而言，是他们的饭碗。这是很幸福的！在中国，把写当饭碗的人多半面有菜色！可惜，饭碗用久了，他们不是想着如何推干就湿地去“人溺己溺”，而是把马桶的功能扩展给了饭碗：开始发泄了！矫情演变成发嗲，自大发展为无耻！

于是，2006年与2007年的岁末年初，发嗲的大师与无耻的大师半推半就地跳起了梁。他们借以遮羞的文化，是到了应该发生巨变的时候了！

2007年1月29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