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宏伟

赫尔岑（1812～1870）死后葬于法国地中海北岸的尼斯城。其墓志铭云：

“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十七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三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孟轲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者，欧阳永叔衍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几近危言而耸听，变本而加厉。证之以文学创作，又有“发愤著书”、“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诸说。倘一味沦于穷困潦倒，则《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这样的作品，又何从获取呢？倘家破妻又亡，孙诒让对《礼记》的研究，杨慎对诗学的探赜发隐工作又何以顺利完成呢？并不能因为赫尔岑未被苦难毁灭而要求学者作家诗人对生活待遇不必苛求。倘有优厚的物质、精神生活为基础，赫尔岑的伟大会因之逊色不成？难道指导世人头脑的头脑只配承受痛苦不成？……不能接受这样的教导，千万不能！

我始终认为中国大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异军突起”，源于二、三十年代整个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尊宠。如果怀念西南联大、流亡浙大时的人文辉煌，千万不能只看到“苦难”，更应看到“苦难”之前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