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多出东南”辨析

蔡宏伟

明代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1447～1516）在《怀麓堂诗话》中阐述了他对文学地域性的思考：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无亦科目不以取，郡县不以荐之故欤？

这位湖南佬明确指出，“文章多出东南”是明朝之后出现的现象；六朝时的畸型繁荣不足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像绝大多数的明朝人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最著的两宋硬是被李东阳忽略不计了。“文章多出东南”的近因是宋室南迁，远因是晋室南迁和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贵族的短暂南迁。这是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由北移向南的基本原因。

但他的“系于习尚”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刘师培先生在《南北文学不同论》里指出的南北文学的差异，随着后世统治者享乐主义、好大喜功痼疾的“日甚一日”，北方文学的质实、理性逐渐失去市场，南方文学的绮丽、感性愈来愈受到欢迎。主张“为文且放荡”的南朝君主以及钟受“春江花月夜”的隋炀帝且不论，即使英武圣明如李世民者，也爱南方文学的绮丽，一生效仿六朝乐府，歌咏不辍。遗风余韵所及，柔媚的台港文学，甜腻的南洋华侨文学，造作的日本、南韩唯美文学，均是这种“习尚”的现当代版。

愿意抗击矫正此“习尚”的韩愈，不仅在当时树敌甚多，即使到现代，嘉兴胡小石、海宁吴世昌均不遗余力地攻讦韩文公，这种情况跟我父母一辈的人不要看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道理。长于涵咏工夫，讲求委婉含蓄的东南一带的人（南下干部及其子女、通过当兵、分配留居以及改革开放后来此营生者除外）对张记电影的质实、粗俗、华艳是欣赏不了的。随着费穆们的远去，“文章多出东南”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