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不足一月，没有任何仇怨，揣着三把利刃，连捅老师四刀……10月4日，发生在课堂之上的惊天血案在山西朔州惨烈上演。被害的老师家境贫寒，才华横溢，曾考中两所学校的研究生，创作发表了20余部小说和剧本。

浙江丽水缙云县一名中学女老师，10月21日和学生一起出门家访；当天下午，学生回到学校上课，可是那位老师却没有回来。第二天晚上，失踪老师的尸体在山上被找到。经过警方初步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就是她带着去做家访的那个学生丁于真。

10月28日18时40分许,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端升楼201室内,该校法学院教授程春明在上课前,被一手持菜刀冲入教室的男子砍倒,随后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经警方证实嫌疑人为该大学大四学生傅成励,事后该生拨打电话自首。

这是本月发生的三起学生杀害老师的案件。

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历来受人尊重的教师，何以频频成为凶杀案的受害者？而行凶者不是别人、竟然是其膝下的弟子？

被杀害的是怎样的老师？且看：

郝旭东，23岁，西南大学毕业，不仅上着本校的研究生，还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函授研究生。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导演。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就学期间创作了十余部影视、话剧剧本及十余部中长篇小说和词曲、散文及童话作品。这个出身于极端贫困家庭、才华横溢的优秀青年，对人生、对世界充满了爱心。在他的博客里，有一个分类叫做“爱在天堂”，他以《梦想的力量》为题登载了21篇短文，介绍加拿大6岁的男孩瑞恩为了给非洲的孩子修一口井的梦想而不懈努力，成立“瑞恩的井”基金会，并最终获得达到75万加元筹款的故事。在另一个分类文章“友谊手拉手”中，他发起成立了“爱心行动组织”，创建了关于农村教育和儿童发展的机构“我的梦想基金会”，并亲自设计了会徽，制定了章程，旨在促进和支持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图书室建设和发展。

潘伟仙，女，31岁，今年8月才调到盘溪中学，此前她在缙云一所偏远的山区学校任教。她去年带的班是县里的优秀班级，而她本人也曾连续5年被评为县优秀教育工作者或校级优秀老师。她有个5岁的女儿，为了教好学生，她把孩子托到县城请人照看。

程春明：43岁，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比较法学教授，法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1988—2000年留学法国。2000年进入政法大学任教。学生认为他身上兼有治学严谨与潇洒浪漫的气质。一方面，程老师性格开朗、衣着出众，喜欢跟学生们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他在教学方面极为严格，不仅要求学生的论文全部手写，而且喜欢逐篇细读，对不认真的学生毫不手软。

是什么样的学生杀害了他们？且看：

李明，16岁，父母都是内蒙古人，他在内蒙古长大，后搬到朔州，初中也是在朔州上的学，并经历过一次转学，中考成绩为280余分，其父通过托人找关系，花费数万元，才让他进入朔州二中学习。他于10月1日在朔州综合商场花65元买了3把刀，并于10月4日开学时带入了学校。采访中，记者从李明的同学口中得知，从入学起，李明就说过用刀砍老师的话，而且在10月4日晚上上自习前和同班要好的同学说，不管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他们都别动。还说，当天哪个老师来了他就捅哪个。不幸的事，无辜的郝旭东老师成了他的残害对象。

丁于真：10月20日，缙云县盘溪中学九（3）班学生，该生以肚子痛为由请假两节课，超过请假时间未按时回校上课。其班主任潘伟仙老师及时打电话与其监护人外公外婆联系，但家里电话无人接听。10月21日中午，丁于真回校，潘老师与他在九年级组办公室谈话。12：30分左右，丁被潘老师带着去外公家了解相关情况。途中，丁于真将潘老师骗至山上，推下悬崖，见其未死，又用绳子将其勒死。事后，该生回校照常上课时至第二天，表现镇静，未显异常。

傅成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学生。网上传言因程春明与其女友曾有暧昧关系，导致该生动了杀心，但中国政法大学公开否认了这种传闻。所以目前该生作案动机未明。但相信很快会有调查结论。

血案频频，触目惊心！

本应充满书香的校园成了屠戮的场所，本应对之充满敬意的老师成了杀害的对象。虽然仅仅是几个个案，虽然每个个案的真相都不难破解，但其反映的出的偶然中的必然却不是可以容易厘清的。

有人归因于师德问题。师德当然重要，但三位被害人除一位有所谓“传言”之外，另外两位的师德有什么值得非议的？

有人归因于教育惩戒问题。教育该不该惩戒、如何惩戒当然值得研究，但除了潘伟仙带学生去家访和教育惩戒有所关联之外，其余两案和教育惩戒又有何关系？

有人归因于“应试教育”体制问题。“应试教育”的确给我国的教育造成了诸多弊端，使师生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但说它是导致校园凶杀案的主因，也难以令人心服。

我以为，校园凶杀案和社会上更多形形色色的凶杀案，集中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痼疾和深刻危机。

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暴力和杀戮充斥着几乎所有的信息渠道，给青少年心灵造成的戕害至为恶劣。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性的善良、人权的宝贵，愈来愈没有位置。

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法理的信任和依赖。有了不满不会自我调适和消解，有了不平不去寻求法律解决，甚至遭遇不公后迁怒于无辜的人，使得凶杀案不断爆发，而且其案由愈来愈不可思议。

我们的教育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只追求分数、名次、升学率，而忽视了心灵的抚慰、人性的培养、法制观念的树立。

但这样的责任又不是教育所能完全承担的。我们的社会文化建设、我们的法制环境、我们的社会公平程度都存在着诸多难以尽数的遗憾，使得教育已不可能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

于是，形形色色不可思议的凶杀案在这里那里、也在校园里发生了。而那些被夺去生命的人，至死还可能莫名其妙。

这样的悲剧，不仅仅是几位当事人及其家庭的悲剧，也不仅仅是教师、教育的悲剧，而是我们社会文化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应该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切肤之痛。

这样的悲剧，还随时可能上演，而悲剧的主角，则很难确定是你、是我、还是他。

想到这些，怎能不让人既忧且惧？